“哟, 这北风吹在身上好冷哉——今晚怕不是要下雨了，红伢儿，快回家和你娘说一声, 把蓑衣拿出来擦擦晒晒撒！”

“下雨？下雨倒是好的, 反正晒场那里也都收得差不多了, 就怕是要下雪！你们家今年备了多少柴火？买不买蜂窝煤？”

“下雪, 那你这口气比天还大了，现在才十月里, 哪有就下雪的！往年就是下雪, 也是三九天气薄薄下一层撒, 未必搬到山下来, 还比山上更冷了！——我们家买煤的，为啥不买？柴火又不是不要钱！我们家又没有山林里的地，也没有林场的亲戚……大概总要买个四百斤煤球就好过冬了，你们家怎么说的？这个数够不够？”

“嘿！那你是没听说哟，就太湖里那几个岛，去年差点都饿死人！——岛上住的果农人家, 本来平时三四天就划船出来买个柴米油盐的, 十一月突然一场大雪，湖面上冻了！他们在岛上又冷又饿的，都断粮了，这要不是衙门找人，拿浆敲碎冰层，把船划过去, 这不是人真要冻死在上头了？”

虽然议论着起了北风，但在热气腾腾的工坊里，这两个工人的衣着却仍是单薄, 烧滚了的一大锅热水，在屋子中央发出腾腾的热气，即使隔了一个开间，屋子里的温度也还是很高，在磨盘旁边忙活的汉子，穿着单薄的圆领衫，还要把袖子卷到大臂上，在脖子上围一条毛巾来擦汗呢。他们一个不断地把切成薄片小块的红薯放入磨盘上的开口中，另一人则在下方收集着磨出来的红薯粉，积到了一大盘，就休息片刻，也让驴缓口气，给它吃点甜脆的蔬果，这里把红薯粗粉倒入大桶，喝口水擦擦汗，便又继续驱使着驴子忙活了起来。

“还真有这事儿，太湖的岛上都种的是什么果子？这样有赚头，住在上头都不肯下来了？不过去年是真冷！”

“那还不是的？说是连广府道都下雪了……种的是什么？大概是柑橘吧！听说太湖的橘子是有名的甜，不似我们这里的小橘子，当真是稀酸！”

“哎，田师傅不是说了么，明年就要引种果树了，县里的罐头厂都在布局了，这事儿你们听说了没有……说是只有扫盲班分数高的人能给买果树苗，不然，怕脑子太笨种不好新果树，倒可怜了好苗，那苗也不便宜！种毁了的倒罢了，种成了还得还点本钱给县里……你们种不种的？”

“咋不种撒？我们家虽然没有林地，但屋前屋后种两棵，要能种好了，一年不也多得几筐橘子吃，有多的，还能卖罐头厂去！再不然挑担进城卖了，多少也是个脂粉钱。”

“啥脂粉钱？”

两个汉子一边干活，一边漫无边际地瞎聊着，屋外这时候进来人了：两个额前勒了蓝帕子的瘦小妇人，力气倒是不小，两人一起，把大桶里的红薯粗粉提走了，进进出出地提着已经磨好的粉，倒入屋外空地里的大缸中，这大缸就在井边不远，有个汉子专门的在那里摇竿子汲水，接了水肠往大缸里灌，一缸满了就换一缸，院子里摆满了一口口满当当的大缸，都是装满了淡褐色的红薯粉水。

红薯粉的皮渣会浮在水上，在一定时间的沉淀后，淀粉就落到了底下，院子里挖了一条宽阔的水沟，上头多数都盖了石板，只有一个下水口上，放了一个极大的笊篱，这些妇女们把新担来的红薯粗粉泡了水，就忙着把旧缸里的水也顺着一片特意做成凹槽的敞口水管，倾倒在笊篱上，这样，水下去了，皮渣留在笊篱上，笊篱时不时地被取走，在一个专门的皮渣桶里磕两下子——这是上好的肥料，帮工都轮流拿回自己家去做堆肥的，可不会白白地倒掉浪费，有些村里如果建了沼气池，一般都全都送到沼气池去，就算是粉面作坊给村里的一些贡献了。

虽然有猪尿泡封在一起做的‘水肠’，以及拿硝过的皮子间断钉上木片来做支撑，让它变得比较可以周折的‘水管’做辅助，倒掉缸里存水的工作依然是相当繁重的，尤其是最后一点水需要人亲自弯腰去舀，这之后，缸里的淀粉还要挤压一下，把最后一点水给挤出来。很快，院子里陆陆续续就都是前来上工的村人了，这些处理过的红薯粉块，自然有人担走了，爬上梯子，在水泥平房的顶部摊开晒了起来，同时，前些天晒好的粉块还要收走放好，又送到作坊内部，重新加一点水，入锅熬开了之后制作粉皮。这也是那口大锅的由来，锅里永远保持着将沸的水，粉块一入锅，就是一勺水加下来，很快就熬成了浓浓的粉浆，把盘子挪开等候一会儿，就可以揭下来拿出去再晾了。

等到粉皮晾到半干，取下来或者是切块，或者是切条，最后一次拿去晒干，就是可以拿来贩卖的红薯饵块和红薯粉干，虽然是不起眼的小东西，但却也要经过三蒸三晒，颇为劳费体力，而且也耗柴耗煤，最后化为的红薯粉干，一斤也不过是卖十文钱——这不能说是多有赚头，要知道五斤红薯才能出一斤粉呢，还有柴钱和人力，这实在不能说是一门大生意。

但是，对于地处湘西的农家来说，这笔帐又不能这么算了：虽然五斤红薯出一斤粉干，但一斤粉干可以泡出三斤湿粉来，是足够五六个人丰丰富富的吃一顿的主食了，而且吃了以后不烧心，不噎着，胃里是不难受的，还能存放许久，又比较顶饱，甚至比一人吃一斤红薯要来得更顶饱呢——也不像是吃红薯干一样费牙，所以，即便是不卖钱，只是自家留着吃，他们饶些柴火钱也是愿意把红薯做成粉干的，无非是缺柴火缺劳力的地方，只到做成淀粉这一步罢了。

现在能卖到十文钱一斤，他们就更情愿了：这红薯是贱得很的东西，如果完全能跟着田师傅说的去施肥，花费了心思去照顾，一亩地随便也是两三千斤，就按一顿一人一斤来说，一家六口人也够吃一年多的时间了，还有余呢！

要说去卖吧，红薯便宜，卖不上价格，又沉重得很，运到州县，路费都比本身的价钱贵了，还没人要买——城郊农户自己种个几分地，整县城人都够吃了。要说都放在那里么，窖藏又是极大的问题，每年夏季湿热，沤烂了可惜，要说拿去喂猪吧，也不是不行，但终究觉得罪过，这也就是两年前，买活军入湘西了，州县都投买了，村子里热热闹闹地动乱了一阵子之后，田师傅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大家种红薯，打那之后大家才能吃得饱饭，这之前，能裹腹的那都是好东西，别说红薯了，就连红薯皮都是有人要吃的，拿这样的东西去喂猪——莫说那些吃惯苦的老人要念佛抹眼泪，说自家里饿死的亲眷，就是壮年人也觉得实在是罪过可惜了，佛祖是要降罪的。

下力做成红薯粉干，那就是比较起来最好的选择了，无非就是辛苦一点，这个人人都能接受得了，农家人就是力气不值钱，况且，他们这种的是夏红薯，赶在霜降前和稻子采收，这时候是农闲的，因为这几年天气冷，也谈不上种双季稻，霜降收了红薯之后，晾晒半个月，去了水汽。差不多这时候也是把稻子的事情忙完了，再把豆子种下去，或者种苜蓿这些绿肥，一般来讲，这种过冬的作物是不怎么去照料，也不指望收成的，主要是靠它来肥地，歇息个几天，大家就都来忙着做红薯粉。这样家家户户都做个千把斤红薯粉干出来，算是卖一半吃一半吧，还要交一些做赋税的，这样大概卖个六百斤，那也就是六两银子，赶得上城里人几个月的收入了。

对庄户人家来说，一年看得到现钱的时候很少，之前买活军的高产稻进来之前，算下来一年能见到一两现钱都是多的了，而一切的开销都要从这一两里来出，可见是多么的局促。红薯粉这么一门营生，就让他们的年收入一下来到了从前的六倍，这样的日子怎么能不好过呢？

这些农户也不知道州县外头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其实也压根不感兴趣，他们连南湖道的首府在哪里都不知道呢！对他们来说，村子乃至附近的州县，这就已经是全部的世界了，要让他们突然间仓促地在农闲时分离开自己的村子去远处做工，这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事情，莫说女子出去，就是男子，也觉得不可想象。

在生活的地域上，他们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改变，就是在十几里地间进行搬迁，比如说深山中一些为了逃税而形成的村落，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耕地，只是苟延残喘，现在被挪出来了，买活军把地主原本只是粗放耕种的田地分给了他们。这对深山的流民来说，就已经是天大的，可喜的变化了。至于说到县城去，在县城里新开的厂子做工，那更是被视为前所未有的创举，凡是有勇气去做工的村民，亲眷在村里都被高看一眼，倘若有什么孩子因为读书好，被田师傅和教书先生推举去县里，那更不必说了，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！大家都会偷偷地去他的祖坟那里看看，是不是在冒青烟呢！

不过，虽然把地域搬迁看得很重，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却是很彻底的，这些百姓很快就都剃了头，按照田师傅和教书先生的叮嘱，虔诚地遵循圣训，更换了自己的生活方式：注重卫生、尽量洗澡，按要求种地，没事就去读书，到村口来听报纸……虽然听报纸常常沦为东家长西家短的开大会，大家对于报纸上非笑话的内容丝毫也不关注，有一种能混则混的感觉，但是，该听话的时候他们倒也不打折扣，尤其是种地上，指哪打哪丝毫不打折扣，因为第一年田师傅来的时候，就有了很惨烈的对比，凡是能听田师傅的话去种田的，收成都不差，按老经验来给新稻种施肥的人家，一亩地就硬是少收成了上百斤谷子呢。

至于红薯，从来没种过的东西，只能是按照田师傅的指点来的，‘越听话日子越好过’，这简单的道理，可能是在过去的几年间成功烙印进众人脑子里唯一的共同认识，而仅仅只是这样的改变，就足以让他们觉得‘谢皇帝’要显著地好过‘未皇帝’了，因为以前在未皇帝坐江山的时候，听话也未必会有好日子过，只能保证你不会当即就死罢了，而且有时候即便是听话了也还是要死，而且死得也很快，似乎和不听话也没有什么差别，还不如不听话了闹将起来，至少死了个爽快。

但凡是在未皇帝治下能活下来的人家，都是很唯利是图的，只要有好处，他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听话，不管明不明白这些举措的意义，反正他们只有服从，尤其是在立刻可以看到好处的事情上，村里人的合作度是最高的，譬如说耕种陌生作物，第一年，九成以上的农民都非常的好学服从，到第一年，对比一出来，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九成九，剩下那唯独零点一成不服从、爱偷懒的农户，莫说村长针对，田师傅呵斥，就连其余农户都排挤他们——

在乡村中，什么不孝、霸道，似乎都不是事儿，因为虽然有人受了这些罪状的妨害，但也总有人会享受这些性格的好处，唯独的顶天大罪就是不勤劳，凡是不勤劳的人家，就犹如沾了什么秽物一样，村里人都捏着鼻子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，甚至还会请求村长，让县里衙门把他们捉走了，生怕这懒惰传染开来，带坏了自家的小孩。

就这样，很快的，村长和田师傅也学会拿捏村民了，开始把一些种新作物的机会，和村民平时的表现结合起来，同时对他们宣讲一些其中的好处。就譬如说这种果树好了，为何农闲时分来做红薯粉的汉子，都可以在行地讲起好几百里之外的太湖果农的事情，还有县里要开的罐头厂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这罐头厂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田师傅几个月来铺垫的结果，田师傅平时给大家讲得仔细，大家这才知道，这果子吃不完，除了做成蜜饯之外，还能做成罐头，罐头里装的都是好东西……种几株果树，好好照料下，几年后一年没准又多个千把块钱的收入，实在不行，家里人也多个吃口！

若这些都有，那好事儿凭什么轮到你头上呢？倘都跟从着田师傅和指派下来那村长的意见，把这些给改了，虽然平时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，当成了衙门的走狗，没一丁点骨气，但这会儿是不是眼看着就得了好处？

虽然都在一个作坊里干活，但各家的情况各人自己心里清楚，有谁能买新种苗，有谁买不上，多少都有个数，别看作坊里干得热火朝天，这些人第一年来干这活已经成了熟练工（红薯粉干虽然工序复杂，但和做米粉干道理是差不多的），好像各自都等着卖粉干挣钱，极有盼头，其实心底各有各的盘算，只是都藏着不说罢了。

忙忙的到了下午，因为怕下雨的缘故，还把外面的缸子都封好盖上，晒场上的红薯粗粉、粉干都收回来在屋子里晾好，大家各自回到家里，这才寻了家里人，把心底话说出口，各自计较起来——对种新果树这事，其实都是藏了一些没说，各有各的消息来源，此时各自倾吐，也有从田师傅那里知道的，也有从村长那里听说的，数目倒是大差不差：“第一批新种苗，村里是有三十/一十五棵，说是一户人家最多两棵/三棵，分法一个是看成绩，还一个是看政审分，当然也看各家的申请。”

“爹爹/大哥/娘/婶子……你说，我们家这情况，能不能申请？敢不敢申请？护不护得住这几株树苗来哉？怕不要才到手就吃人毒死/拔掉/砍断……这断头债找不到是谁下手，怕倒还欠了衙门的钱哉！”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