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卫民相当委婉的引导苗珍，希望她能想想别的辙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但苗珍却好像是真没什么其他的法子了。

她想了一会儿，面露难色，居然是这么说的。

说完，就是一声哀叹。

于是这么一来，宁卫民便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没有了推诿的道理。

人家都难成这样了，他又怎么好袖手旁观呢？

只好认真考虑，要把他的货该往哪儿安排了。

不过说实话，这事儿他要真想解决的话，其实难度也不是很大。

毕竟他如今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了，各方各面的社会关系能量不小。

打个比方，要是他跟天坛公园商量一下，或者跟锦盒厂合计一下。

想必这两处的负责人都会卖他个面子，为他暂时提供个地方，安置这些货物。

大不了他还能去跟罗师傅说一下，再把糕点厂地下防空洞打开呗。

那里头地儿大了去了，哪怕整个红联厂的货都搁得下。

衣服嘛，又不比珍稀的字画，好安排。

至于他为什么不乐意这么办，其实只在于他怕折腾。

这买卖他可是打算长期占下去的。

那安排就得安排个能站得住脚的地方才行啊。

最起码也得待上个三年五年的，而且还得便于他运货和发卖。

尤其是如今受到了这件事启发，他还知道了得注意防鼠，显然这合适的地方也就更难找到了。

真要是他答应苗珍，随便弄个地儿先存下自己要的货。

苗珍是合适了，可于他而言，完全等于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

不过话说回来了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

这苗珍既然这么发愁，几乎到了“断尾求生”的地步，倒也让他心里一动，似乎又闻见了钱味儿。

为此，他转了转心思，先不忙着应承，而是话锋一转，打听起了想知道的一些问题。

“苗主任啊，不是我多嘴，就是好奇。你们库里这些东西怎么存了这么多啊？啊？干嘛不卖了呢。卖了不就有地方了嘛？”

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可算是引发了苗珍的牢骚了，这是大吐苦水啊。

“哎哟，瞧您说的，要是能卖掉当然好呀。可这些东西不就是卖不掉，才成了积压货嘛。不是我说啊，我们太难了。”

“过去管得严的时候，商店求着我们要货。可我们有了多余的产品不敢往外发，一切得按上面的计划来。这么常年累月下来，当然就攒了不少了。”

“到了现在，统购统销管得不严了吧，这些东西反倒不好卖，没人要了。我们已经都同意给商业系统按出厂价打五折了。可人家还是死活不愿意要。那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
“最可气的是，他们还说我们的产品影响他们的职工拿奖金，还嫌我们的东西白白占了他们的柜台和库房。结果今年年初，就连他们已经拿走的那些货，也非得给退回来不可。这一退，全市就是小三千件啊，真是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别说，苗珍说的这个确实也是实际情况。

毕竟如今各行各业都开始把奖金与企业效益开始挂钩了。

这年代服装销售渠道又是相当单一，主要就是依靠商店和商场。

一旦这些商店商场的人觉得这些东西不好卖，非要把货物给退回来。

作为厂家可是一点辙都没有。

要不怎么说渠道为王呢？

所以从这点就能显现出宁卫民给皮尔·卡顿出的主意有多高明。

他建议公司在机场和高档饭店建立自己的品牌专营店，最初本意虽然是考虑国内消费水准，为了更精准有效的把握客户群体。

但实质上最关键的，还是打破了销售渠道的垄断性，把销售生命线掌握在了企业自己手里。

这点，宁卫民自己也是刚刚才因为红联厂的遭遇，才意识到的。

“五折？这是不是还有点高啊？要我说，与其库里扔着，外面撂着，等着全变成了破烂儿。倒不如低价卖出去。多了少了毕竟都是钱啊？”

宁卫民还有些不明白，他不相信红联厂算不明白这笔账。

果然，苗珍更详细的解释了厂子的苦衷，自己的憋屈。

“哎，谁说不是呢。要依着我们，当然愿意卖便宜点，只要能处理出去，哪怕三折两折也行啊。腾出库房，都用来存放热销产品多好，生产效率也能提高不少。”

“可公家有些制度不允许啊，规定就是规定，上面要求积压产品最低就是五折。真卖低了，上头一追究，谁承担这责任啊？”

“哎，我这职务有多难，简直没法说。变成破烂的还少吗？我这处境您都看见了？照这样，这黑锅可不全得我来背……”

一边翻看这地上斑澜的衣服，观摩上面的造工。

宁卫民又转了转眼珠，装着好人，提出了最关键的疑惑。

“哎，苗主任，我倒是觉得你们可以想想别的法子。商店商场指望不上，你们内部处理呢？或者也可以给私人呀？现在卖衣服的个体户不少啊……”

“嗨！”苗珍再叹一口气。

“您说的这个问题，我们怎么不清楚啊。内部处理是可以的，价格也能更低一点。但解决不了多少积压产品呀。”

“不怕您笑话，我们厂职工，一共才六百人，就是我们所有人连家属一起穿，这辈子又穿多少件啊？”

“可卖给私人是真的不行。说实话，也不是没有人主动找到我们厂里来要货，愿意五折接。甚至还送烟送酒。可我们哪儿敢啊？”

“我们在业务上只能是对公不对私。入账是要收支票的，现金绝对不行。且不说私人要货量太少，就说支票，他们去哪儿弄啊？”

好嘛，这话让宁卫民顿时恍然，彻底清楚了。

归根结底还是国企的制度太死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