戏装体验项目一炮而红，大受欢迎！

摆设戏装的八个明黄暖棚前，聚集的人群始终不散！

大把的外汇券随着一套套服装的出租，收进了钱箱！

最后两个棚设有更衣室，在里面换装的人就没断过。

特别是由于换一套衣服比较麻烦，现代人又不熟悉古代服饰穿戴方式，许多客人往往得请求工作人与的指点和帮助。

那就更费时间, 以至于更衣室外，那些掏钱的人都排上了队。

而十个侍卫打扮的工作人员简直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。

他们既要为顾客介绍服装，帮着顾客穿戴服装，还得注意维护现场秩序，甚至抽空出去摆仪仗，为顾客充当背景人。

所以痛并快乐着！

这就是他们忙得四脖子汗流, 所感受到的矛盾滋味。

当然, 这种情感围观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有，或许还更强烈一些。

因为要论情感, 没人能比京城的老百姓们更热爱电影。

这是这个年代，所有京城人的共同爱好。

围观的人中，有的人甚至能把《火烧圆明园》和《垂帘听政》里主要角色的台词背上一大段儿，比原班主演还熟悉，丁点儿都不带错的。

要论历史知识，聚集在这里的人们中，并不缺乏知识份子，兴许好些人就是专门研究清史的。

说起什么叫袍，什么叫褂，什么叫披领，什么叫立水，他们能讲上一天。

甚至有的人都能给拍电影的李韩祥挑出毛病来。

恨不得早就想告诉这位大导演，他的电影里豹尾班侍卫有滥用的情况。

如登基大典上挥舞静鞭的鸣鞭校尉理应穿红缎小团葵花袍。

如僧格林沁的亲兵绝不可能动用皇帝的仪仗。

所以可想而知，这些人心里的蠢蠢欲动有多么强烈啊。

就凭这样的资格, 这种体验理应以他们为先才是。

可问题是, 什么重要也没钱包重要啊。

哪怕这些人再爱这些电影里的装束，再希望亲身体验一把充当历史人物的感受也没用。

谁让你们囊中羞涩，舍不得掏这份银子呢。

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海外人士大玩儿角色扮演，得意洋洋穿着这些几近逼真的服饰，在祈年殿前吆五喝六，充大个儿的了。

谁让人家是钱大爷呢，这就是社会发展中经济地位开始决定一切的现实。

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还真怪不得组织者见钱眼开啊。

人民群众光觉得价钱高了，可他们哪儿知道啊，想出这個高招来挣钱的宁卫民，其实也有他的苦衷。

要说矛盾的心理，宁卫民恐怕比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说实话，早从《火烧圆明园》和《垂帘听政》电影杀青时候起，宁卫民就惦记着李导演的剧装和道具了。

1983年，就在天坛北门的坛宫小楼开张时，宁卫民把李导演、刘晓芩一干剧组人员请来捧场，席间就跟李导演提及过此事，打算出一笔钱，把这些服装包圆儿。

他的目的有三。

一是他可以把这些经过严谨历史考究过的, 知名演员穿过的精美剧装，配以剧照, 作为摆设陈列，放在坛宫或是天坛公园的景点里。

让游客们观赏，来提升饭庄和景点的口碑、名气。

二是还可以把一些剧装租借给游客，作为特色旅游项目来敛财，多开辟一个源源不断的财源。

三是还能够让祈年殿、回音壁、圜丘这三处著名景点的工作人员身着古装。

这对于游客们来说，能增加一些复古情趣和代入感，也是很有趣的。

甚至还能根据两部电影里的道具样式，开发一些小件儿的，带有实用性和传统审美的工艺品。

比如说发钗，镯子，溜子，帽子，香包，手炉，朝珠，指甲套，缨络串，小镜子，小梳子，之类的卖给游客。

总之，占着天坛公园这方宝地，头上顶着皇家御用的名头，再加上此时国内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。

宁卫民只要占据了戏装、道具，这样独一无二的资源，简直能把两部电影的ip玩儿出花儿来，最大程度的从中获取经济利益。

甚至在李韩祥死后，他都能一直吃人血馒头，专享这位大导演的遗作福利。

可惜呀，谋算虽好，时机不对。

要知道，当时李导就已经知道这两部影片在港城大卖了，雄心勃勃还想拍第三部呢。

人家对这事儿就没动心，说要把这些服装和道具留下接茬用，都存在了京影厂的仓库里。

所以宁卫民连价儿都没出口，人家就直接拒绝了。

对于宁卫民来说，虽然买断不成，好像还有临时租赁的方案可以讨论。

可那样的话，这些服装道具一旦排上实际用场，他的玩儿法也就瞒不住了。

自然这些服装道具的价值，人家肯定就得重新衡量了。

等李大导演拍完第三部《一代妖后》，那宁卫民得花多少钱才能买断啊？

得不偿失。

所以他转念一想，李导演的第三部，好像也没用多少头两部戏的戏装和道具啊，倒不如耐心等等的好。

熟料“上赶着不是买卖”这句话也不是永远正确的。

他这一等，反而等坏了。

怎么呢？

因为宁卫民什么都算到了，就是忽律了京影厂的仓库保管条件。

那是平房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，一场暴雨，那库里就不少地方滴答水呢。

而且李导演身在港城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威慑，这些被宁卫民视若珍宝的东西又是常年不用的，京影厂的人自然不怎么当回事。

结果一年半载之后，宁卫民再想起这些戏装和道具的时候，拜托刘晓芩替他一查验。

发现有些东西直接就丢了，虫吃鼠咬的情况更超乎想象的严重。

大型道具几乎全完蛋了，没几件还能看的了。

也就剧装，和首饰、帽靴一类的小件儿，因为大部分都保存在了箱子里，情况还好。

但也不是很乐观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箱子一裂一糟，这些衣服就完了。

总之，绝不能再拖下去了。

宁卫民这时才有点明白了为什么《一代妖后》会拖了好几年才拍。

又为什么李韩祥拍第三部续作，戏装和道具几乎全是新做的了。

他便赶紧通过传真和港城那边的李导演联系。

按理说，形势危急到了这个地步，李导演应该也着急才对，这事儿应该有的谈。

可熟料压根不是这么回事，蹊跷的是，这位李导演居然好像选择破罐破摔了，就这么听之任之了。

反而对宁卫民的开价根本不接招，好像死活不肯卖给他似的。

后来，直至刘晓芩出面，从中帮忙说合，李大导演才算有了点合作意向，愿意谈一谈此事。

也是直至此时，宁卫民才明白这位李导憋着什么心思呢。

要说起来，全赖他自己作茧自缚。

是他当年捷足先登，花了四十万从京城硬木家具厂买断了那些精品家具，产生的副作用。

是，李导演是不知道是被他截了胡，对他谈不上恨意。

可李导演对硬木家具的喜好，也是发自骨子里的。

谁让宁卫民为了用人家的电影镜头充当坛宫的广告片，曾经主动出借几件硬木家具充当道具，诱惑人家李导演呢？

结果好了，人家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。

尤其人家又受邀去过坛宫吃饭，知道那儿有多少的好东西。

于是李导也就提出了最让宁卫民为难的条件——让他把曾经借给剧组的那几件硬木家具“匀”给自己。

当然，李导不小气，他的条件是出十五万块人民币，然后把剧装和道具白送。

以国内当前的行市来说，这买家具的价儿已经够吓人的了。

就是放在港城，这些家具也不过就翻上一倍，值个三十万港币，那李导还得搭进去天价的运费呢。

何况上千套的剧装又白送，当初在国内做这些剧装也花了不下十万呢。

人家真不算黑，这是公平交易。

可问题是，宁卫民是明知道钱好赚，物难找的呀。

当初他拿来诱惑李导的那几件家具，多数都是紫檀的，日后随便一件都上百万。

拿未来的小一千万换这些戏服？

这怎么能够不肉疼啊？

打心里讲，他宁可给李韩祥二十万，三十万的高价，把那些戏装买下来，也不愿意匀出一件家具。

但这么着，也就太不恭了，绝对会砸锅。

咱们华夏不是西方，办事不能图穷匕见只谈钱，同时也得讲面子和人情啊。

哪怕你救助别人都要予以尊重，这是咱们华夏文明的先进性。

反正最后谈来谈去谈到了1984年的年底。

最终，宁卫民拿出两件儿紫檀家具作价六万元匀给李大导演。

而他这边，也得出四万块以保管费的名义交给京影厂，算是替李大导演和昆仑影业全了面子，这才把仓库里的戏服弄到了手。

说实话，这笔生意做的是亏是赚，宁卫民也心里含糊，这是破天荒头一回，他算不大明白。

不过，好在李导演是藏家不是卖家，东西给他倒不虞流失海外，首先就没有这方面心里负担。

而且跟这样的知名人物结个善缘，也有利于宁卫民今后在文艺界里行走活动。

何况有共同的爱好，他们还能一起交流交流，也属难得。

马老师书里不是也揭示过了嘛，日后老李人没了的时候，李太太还会大甩卖的。

宁卫民要是在老李生前多下下功夫，他到时候未必就不能吃上一口人血馒头，戗了老马的行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，还是到手的戏装和道具，东西质地倒是真不错。

那都不是为了糊弄镜头而做的，工艺相当精湛。

甚至箱子里还发现了一些首饰和服饰的资料，都是翻印的故宫藏本，可见绝对忠于历史。

可反过来说，也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太好了，才又花费了大把时间梳理。

等到都弄明白了，整理得也差不多了，1985年的新春庙会也近在眼前了，根本来不及再仿制代用品。

宁卫民实在不想错过这个能彻底奠定天坛新春游园会高端地位，对社会民众显示其高雅基调的机会。

于是不得不仓促上马，只能冒险，用这些原版的戏装来应应急了。

他现在什么都不担心，就怕试装的人太多，太热情，太急赤白脸。

反而把这些原版戏装给穿坏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所以现场他都不敢过来看一看，就怕看见服装意外损坏，而心疼。

说白了，对花钱体验的顾客来说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。

过了这个春节，他们要再想穿着知名角色的主要戏装拍照，那可就是照着西贝货仿造的西贝货了。

真正的原版戏装全都会变成陈列品，放在玻璃隔尘罩内，仅供观赏。

就这个价儿还贵？

再便宜，岂不是要宁卫民的盒儿钱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