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后的日子里，宁卫民一下子进入到极度繁忙的状态。

因为银座的坛宫分店要想顺利开业，还有太多的后续工作需要去做，并不是只把人从国内带过来就算完事。

除了他要帮助这些国内来的职工，尽快适应东京的生活，熟悉分店的工作环境，规范他们的工作流程之外。

刚装修好的店铺和后厨，餐厅里的舞台，甚至是进货通道和库房，他都得带着这些人仔细演练演练。

还有，宁卫民秉承“博物馆餐厅”的经营理念，为增加银座坛宫分店的文化情趣，营造出相应的文化氛围，这次还专程从京城带过来一批比较特殊陈列品。

比如说，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中咸丰帝和两宫皇后整套朝服、盔甲的复制品。

乾隆朝内务府膳单、膳牌、菜谱，以及御用酒具、餐具、手炉、酒膳食挑的复制品。

明代《京城宫殿之图》的复制品。

末代王爷和来自日本的末代王妃——傅杰、嵯峨浩夫妇的亲笔题字。

整套《三国演义》的绢人，用蝉蜕制作的毛猴布置的乾清宫御膳房的场景。

以及九龙戏珠的宫灯，花卉果品料器盆景，瓜果蔬菜摆件，飞禽走兽的仿生瓷，螺钿的漆器、鎏金的如意，粉彩的葫芦、珐琅彩炭火锅子……等等。

这些东西统统需要他费心思安置妥善展示位置，并且科学合理安排好照明灯具才是。

何况最重要的是，菜品的原材料选用，也得抓紧时间尽快确定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

别看宁卫民和厨师们已经拟定出了比较合理的菜单，也早在东京就联系好了提供食材、调料的供货商。

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，仍然是一厢情愿，并不是完全从实际出发。

来到东京之后，为了尽可能的排除经营风险，最大程度追求菜品的质量和口感。

宁卫民就必须得带着厨师去摸清东京本地的口味，食材行情，掌握日本市场上的食材种类和特性才行。

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不计金钱，先带着国内的这帮人海吃海喝了足足两天。

然后又和厨师们组团去逛了附近的筑地市场。

什么鸡鸭鱼肉、海参鲍翅、松茸蘑菇、蔬菜水果，买回来不知道多少。

不但几乎按照预定的菜单做了一个遍，甚至有的菜用不同材料做了好几遍呢。

这真的不是无用功。

别的不说，光家禽选用上的较真就极有必要。

要知道，在日本可是吃不上活鸡的，而且冷鲜鸡和冰冻鸡的质地也不大好。

市面上见得着的，老百姓能吃到嘴里的，基本都是西方种。

什么美国罗德岛红鸡，英国白科尼什肉鸡，价钱便宜，但柴而无味，完全不符合坛宫烹饪菜肴的标准。

对于国内的厨师们来说，其实跟木头渣滓没什么区别，尝过之后，只有嗤之以鼻。

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么大的东京，连整只的鸡都不好找。

无论超市还是菜市场，卖的鸡，全是被拆分肢解的。

当然，日本并不是没有柴鸡和土鸡，他们也有，在当地叫做“地鸡”。

可问题是，什么比内地鸡、名古屋鸡，萨摩地鸡，奇贵无比，而且数量稀少。

一只动辄几万円，十几万円，年产量才不过万只。

即便不考虑价格，想要长期稳定供货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，宁卫民带着厨师们几乎逛遍了筑地市场，才好不容易找到一种凑合能用的日本白羽矮脚鸡。

这种鸡肯定比不上真正散养一百七十天的柴鸡。

但比普通肉鸡质量上要好一些，是能吃出点鲜味的。

不过矬子里拔将军也有代价，那就是采购成本的额外增加。

这种鸡，哪怕坛宫每天都订购三十只，可供货的商户最低也要每只两千五百円。

一般的冻鸡才一千二百円，对比起来，要足足贵了一倍。

那想想看吧，连鸡都这么难选，找鸭子当然就更难了。

宁卫民他们找来找去，市面上的鸭子居然统统不合适，是买一只失望一次。

最终都要放弃了，却峰回路转，让杨峰误打误撞在一家宠物店里发现了一种京都鸭。

结果他和宁卫民一合计，俩人干脆买回去给烤了。

一尝不错，这才算是找到了一种勉强能用的鸭子。

虽然这鸭子肉质偏瘦，油脂也不够香，是做不了鸭油点心的。

但好在肉嫩，味道还过得去，鸭皮的酥脆程度也算勉强过关。

后来经过宁卫民和日本的供货商仿佛沟通，那边也答应说可以供货。

只是提出，这种鸭子都是散养的，是京都的特产，要弄到东京来，经济代价不小。

最低价四千二百円一只，每天至少二十五只的订购数量。

得，就这个价儿，都顶超市里的三只加拿大鸭了。

关键还是体量上这京都鸭子和别的鸭子根本没法相提并论。

这玩意大的才五斤毛重，做成鸭胚也就三斤冒头，比鸡大不了多少。

但没办法，小鬼子小鬼子，什么都小，这已经是当下力所能及找着的最佳替代品种了。

至于再说到鸽子嘛……鸽子就更甭想了。

在日本吃鸽子可是违法的。

宁卫民要真敢在日本卖这玩意，就得坐牢罚款，距离关门不远了。

所以可想而知，这年头在东京要想把华夏美食做得不走样，有多么困难。

原材料难找到合适的不说，关键还挺贵。

哪怕按当下的官方汇率算，这都合八十八元人民币一只鸭子，五十元人民币一只鸡了。

这样的采购成本，做出菜来能不贵吗？

哪怕日本人，大多数也吃不起啊。

何况一个饭庄所需的菜单，哪怕菜品再精简，也得有个六七十样才像话。

那牵扯到的食材能多达数百种，如果都这么一一选定，得耗费多少精力，多少金钱？

光这件事的工程量就大了去了呀！宁卫民他能不累吗？

但这还不算什么呢，后面的事儿更多。

大体上的原料缺定了之后，宁卫民还得赶紧去制作日、中、英、法的四语菜单。

随之确定餐具款式、摆盘方式和服务标准的工作也就随之而来。

偏偏服务人员的数量也不够，与此同时，宁卫民还得抽时间来招聘人手。

毕竟国内调来的嫡系大部分都是厨师，这么大的餐厅，如果光指着刘建兴他们有限的几个人根本没戏。

他只能聘用一些有日本人，来扩充属于自己的伪军啊。

好在既然定性是伪军，那就没指望这些人能打硬仗。

专业技术方面不用多么过硬，也不需要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。

真正需要他们做的，只是门口迎客，与日本顾客正常沟通，负责点菜罢了。

只要性格乐观，勤快点儿，服从管理，英语水平能和华夏员工进行工作方面的基本沟通就差不离儿。

不过也是因此，两国员工收入上的巨大差距，却是个充满隐忧的麻烦问题。

别忘了，这是日本经济高歌猛进的鼎盛年代，东京的平均工资是很高的。

尤其是服务业，工作谈不上稳定长久，还得赔笑脸。

像如今东京高级餐厅的一般员工，月收入二十五万円左右。

资深员工和管理职甚至能高达四十万円，远远超过了在一般公司就职的白领。

而且对于日本人来说，给华夏人打工或许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。

反正与日本本地的餐饮企业相比，宁卫民要不多开点工资，人家肯定不给他干。

那他至少得用多出三五万円的价格才能雇到人手。

可反观来自国内的嫡系部队，那就立刻显出不平衡了。

以杨峰和江大春为例，他们在坛宫的厨师里工资是一流水平，在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高收入群体。

每月工资差不多能有一千块人民币，坛宫独有的节约奖金还有八百左右，全算上差不多一千八九。

出国后没了这笔奖金，有出国补助每月有五万円。

算起来他们现在比国内还要多拿一点，能有两千冒头了。

但即便如此，和日本人的收入比较起来仍不够看。

二十八万円，目前可相当于六千多人民币，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！

合着小卡拉蜜干着碎催的活儿，拿到手的钱却是大拿们的三四倍，这哪儿说理去？

当然，这倒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力成本上的优势，毕竟国内员工占大多数。

但问题是，这种便宜是不好占的，因为太过不公平。

宁卫民要视而不见，时间长了，难保人心尽失，华夏职工情绪上不出问题。

说白了，这事儿就是搁宁卫民身上，他也会想不通。

所以怎么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，也是宁卫民需要尽快考虑清楚，拿出解决措施来的要务。

总而言之吧，坛宫饭庄距离开业虽然已经比较接近了，但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大把，还基本都是急茬的。

你说这宁卫民能不操心吗？他能不累吗？

更何况这还只是银座的坛宫饭庄一处而已。

别忘了，宁卫民这小子自己还有不少产业呢。

惠文堂书店的改建工作，他是拜托给香川凛子了。

但他回来总得露个面儿，好好表达一下谢意，酬谢一下人家啊。

而且这段时间，书店两个店员应该又卖出去一些滞销存货，他理当给人家结清提成。

还有来自华夏的工艺品，自打去年文化节卖秃噜了，这次他从京城回来也该去给店里补货了。

大刀商社的买卖也是真好，可经营上不足的短板同样明显。

拉杆旅行箱的宣传广告需要制作，更多的销售渠道需要打通，仓储和物流上扩大规模更是迫在眉睫。

偏偏这种情况下，宁卫民还得每天尽量抽时间和松本庆子见面。

即便他是最顶级的时间管理大师，那也分身乏术，忙不过来啊。

实事求是的上，这次回东京，宁卫民是真的先公后私，舍己为人了。

基本上把个人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坛宫饭庄的事情上了。

但凡有点工夫，就是为曲笑母亲联系医院，以及兼顾一下张嫱和崔建音乐专辑的制作。

对于他自己的事儿，还真没怎么顾得上。

像惠文堂书店和大刀商社的买卖，他只是打电话问了问情况。

听说未出大事，就完全维持了原状，没做任何经营方面的相关指示。

基本上算是躺平了。

但即便如此，有些事儿也是躲不开的，比方说书店和商社的年度汇算。

在日本，三月份是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。

3月15日是确定申报所得税的截止日期。

为此，不但整个日本都充满了年末的气氛。

宁卫民也不得不暂时扔下其他事，硬生生挤出两天时间，和自己聘请的税理士仔细对账。

否则的话，他要是敢用敷衍的态度对待此事，就有牢狱之灾的可能性。

当然了，除此之外，对香川凛子表达谢意，也一样是免不了的。

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数。

但宁卫民也只能一切从简。

就是等在公司门口，待香川和谷口下班，送了些“手信”又请他们吃了顿饭而已。

要想找补一下，也只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说了。

正因为忙到了这个程度，甚至连个人名下股票和不动产涨到什么价位了，宁卫民都无暇顾及。

这对于他个人来说，可是头一次，是前所未有的“视金钱如粪土”。

(本章完)